问世·香港篇（一）
这次我想谈谈2019年以前的香港。本文根据本人在19年7月到香港的所见所感的模糊记忆和影像所写，那是黑暴前夕，社会已经绷紧到了一触即发的阶段。明年是香港回归30周年，也是香港一五计划的开局之年。国安法确立后，这些年我多次实地观察很多方面有明显的改善现象。于此，我对19年前我的所见做一个总结，明年我再对以下提到的方面做实地考察，以作比对
如果只从游客的角度来看香港，它可能是另一副样子：高楼、地铁、维港、金融中心、购物中心，以及密集到几乎没有空隙的城市空间。。
对于金融中心，香港为什么富，我想无需赘述。但香港为什么穷？我想打有看头
但如果真正把镜头放低一点，就会看到完全不同的香港。
我提供的第一张照片，这里是深水埗
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则是九龙庙街。
一张讲的是“底层人住在哪里”，
另两张张讲的是“底层人靠什么生活”。
而这恰恰是2019年以前香港社会问题中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词。
一个国际都市，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为什么有人连一个正常的房间都难以获得？
香港最容易被讨论的社会问题，大概就是住房。
香港土地面积有限、人口密度高，这当然是一个客观条件。但是，如果仅仅用“土地少”解释香港的住房问题，其实是不够的。
2018年香港政府的《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把土地短缺、住房供求失衡和公共租住房屋轮候时间过长列为重要民生问题。时至如今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还一并打包带到了香港一五计划之中。当时有超过15万户家庭申请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已经达到5.3年；与此同时，私人住宅价格也处于很高水平。
这意味着什么？
一个普通人如果收入不够高，就很难进入私人住房市场；如果选择申请公共住房，又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一根筋变两头堵。
那么等待期间住在哪里？
这便出现了香港非常特殊的一种住房——分间楼宇单位，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劏房”。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中期人口统计，当时全港约有27,100个住宅单位存在分间楼宇单位，共约92,700个分间单位，容纳约91,800个住户、20.97万人。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面积。
2016年，劏房住户的居所面积中位数只有10平方米，而全港家庭住户的相应中位数为40平方米。约66.9%的劏房住户，居住面积只有7至不足13平方米。
10平方米是什么概念？
需要把床、厨房、厕所、储物空间甚至孩子学习的地方全部塞进去。
而且，即便如此，居住环境也称不上好。
我实地考察过的劏房乍一眼看上去，楼道大抵是学校宿舍布局，楼道里撒尿，吸不明物体，不知什么年代的电灯，不知什么时候留样的陈年污垢。
2016年劏房住户的月收入中位数只有13,500港元，而全港家庭住户的月收入中位数是25,000港元。也就是说，住房条件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强关联。
所以我看到第一张照片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不是“这些人在干什么”。
而是：
一个人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睡觉？为什么如此艰苦也要留在香港？
当越来越多的人因为住房成本、工作地点、家庭收入等因素而不得不压缩自己的居住空间时，这就已经不只是个人选择，而成为城市结构问题。城市流浪汉的群体正不断扩大。
第二，贫富差距：香港真的只是“有钱人的城市”吗？
香港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同时拥有非常发达的金融经济和非常明显的基层贫困问题。
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2016年住户收入分布统计，香港原始住户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539。如果按照税收和社会福利转移后的口径计算，收入差距会明显缩小，但原始收入分布本身依然反映出较大的收入差异。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会出现一种非常特殊的城市景观：
在中环，金融机构的玻璃幕墙可以反射出整个城市最现代化的一面；
但是在深水埗、九龙城等地区，又可以看到劏房、基层商铺、小型摊贩以及密集的旧楼。
两个世界之间可能只有几公里，但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香港政府公布的贫困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2017年，在政府经常性现金政策介入之前，香港贫困率为20.1%；经过相关政策介入后仍为14.7%。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贫困线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一个人过得不好”，因为统计口径本身不同。你能想象在小康之前，墨西哥的贫困率低于我国？
但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
香港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财富，并不意味着所有居民都能够以同样的程度分享这些财富。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第一张照片和香港金融中心的头衔放在一起，会产生非常强烈的反差。
同一个城市。有人住在高层豪宅。有人住在几十平方米甚至更小的家庭空间。还有人为了工作地点和生活成本，只能把自己的生活不断压缩。
第三，劳动问题：工作并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摆脱贫困
我觉得第二张和第三张照片特别适合讨论这个问题。
照片里面，一个是非常典型的基层经济场景，一个是非常典型的灰色产业。这里是九龙庙街
到了晚上，城市的大型商业机构已经进入另一种状态，但是一些小商贩、服务人员、临时劳动者，甚至灰色工作者依然在工作或者开始工作。
这些工作并不神秘。这只是这座繁华都市下底层人赖以生存的习以为常的工作。
餐饮、清洁、运输、零售、建筑、街市、物流，这些都是一个城市正常运转所需要的工作，这一类甚至还能称得上正经的体面工作。
但问题是：
如果一个社会需要这些工作，却不能让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获得与城市生活成本相匹配的收入，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2016年香港劳动人口的主要就业收入中位数为15,000港元，同时劳动者通常每周工作时间中位数为45小时。
这并不意味着香港所有基层劳动者都处于贫困状态，但实际并非如此
真正值得讨论的是另一件事情：
劳动本身与生活质量之间，是否建立了足够稳定的联系？
如果一个人每天长时间工作，却仍然需要住在非常狭窄的空间里，那么单纯告诉他“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改变生活”，显然过于简单。维持现有工作努力粉否是对基层工作者最大的谎言。
因为他的收入增长速度，还要面对房租、交通、教育、医疗和其他生活成本。
于是便形成一种循环：
收入较低 → 只能选择较便宜但条件较差的住房 → 居住地点可能更加偏远或拥挤 → 通勤成本增加 → 可支配时间减少 → 个人提升和家庭生活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第四，老人问题：城市发展以后，谁来承担老年生活？
香港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就是人口老龄化。
2016年香港人口普查显示，香港人口的中位年龄已经从2011年的41.7岁上升到43.4岁，人口抚养比也从333上升到373。（补充：抚养比指的是干活的人需要养多少不干活的人，香港的统计方式是以每一千人计，统一口径后，香港的抚养比大于大陆。）
人口老龄化本身不是香港独有的问题。
真正困难的是，一个高度城市化、住房成本高、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的社会，应该如何照顾老人？
过去香港社会很多家庭依靠多代同堂解决养老问题。
但是现代城市生活逐渐改变了这种结构。
年轻人需要工作，住房又十分昂贵，一个年轻家庭可能连自己的住房都需要长期承担，更不用说同时照顾父母。
于是老人贫困、医疗、长期护理、独居等问题逐渐变成公共问题。
2018年的香港贫困数据中，政府统计的老年贫困率在经常性现金政策介入后仍达到30.9%。当然，政府也特别提醒，这一指标主要依据家庭收入计算，对于拥有储蓄或资产但收入较低的老人，其实际生活水平可能被低估，因此需要谨慎解释。
但无论如何，这至少告诉我们：
香港的老龄化并不仅仅是“老人变多了”，而是家庭、住房、医疗、福利和就业结构一起发生了变化。
第五，城市空间问题：公共空间到底属于谁？
再回到第一张照片。
我认为这张照片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公共空间究竟应该是什么？
天桥原本是为了让人通过的。
但是照片中，这个空间同时承担了休息、睡眠、储存生活用品等功能。
这就表明，当私人空间越来越昂贵的时候，人们会开始寻找城市中剩余的空间。
天桥、街道、车站、公共屋舍附近的空地、商业区周边，都可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第二张照片也是类似的逻辑。
夜间街市并不只是“商业”。它同时也是一些基层劳动者的工作空间，是消费者购买廉价商品的空间，也是社区居民进行日常交往的空间。
所以城市规划实际上不只是“修路、盖楼、建地铁”。
它真正决定的是：
什么样的人能够在城市里留下来，以及他们能够以什么方式生活，什么地方应该做什么。
一个城市如果只按照金融中心、商业中心和高收入人口的需求设计，那么城市可能会越来越漂亮，但并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的生活都会越来越好。
针对第四点和第五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我观察到在香港的一些麦当劳、肯德基等快餐店中，老年消费者的存在感相当高。与一些国家中快餐更多被视为儿童和年轻人的消费不同，香港的快餐店在某种程度上还承担着老年人的日常就餐和休息空间功能。
这种现象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香港老人更喜欢吃快餐”。如果把它放回香港的生活成本结构中观察，会发现背后存在更加复杂的经济逻辑。
香港政府统计处的住户开支调查显示，2024/25年度香港住户平均开支中，住屋占39.3%，食品占24.1%，两项合计已经达到63.5%。而在最低四分位开支组别中，食品支出占比更达到37.3%。换言之，对于生活在收入分布较低位置的家庭而言，食品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易忽略的小项目，而是家庭预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压力在老年家庭中更加明显。2024/25年度，所有成员均为65岁及以上的住户，平均每月开支只有19,512港元，比所有成员均低于65岁的住户低45%；与此同时，这类家庭有56.2%的开支用于住屋。
这意味着香港部分老年人的消费选择实际上受到两个方向的挤压：一方面，住房占据了大量收入；另一方面，老年人本身的收入和劳动能力又相对有限。在这种情况下，饮食消费自然会更加重视价格、便利程度和稳定性。
于是，快餐店便具有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功能。对于年轻人而言，麦当劳可能意味着一种快捷的休闲消费；但对于部分独居或低收入老人而言，它同时意味着一顿价格相对可控的饭、一个有空调的座位、一个可以长时间停留的公共空间，以及一个能够与其他人产生接触的地方。
而这也使得香港的麦当劳、商场、公共图书馆、公园等地方，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传统住宅空间之外的“第二生活空间”功能。对于拥有宽敞住宅的人而言，这种空间可能只是偶尔使用；但对于居住空间狭小、收入有限的老人而言，它们却可能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香港的问题并不是单独的“穷”，而是多个问题叠加
到了这里，其实可以把前面的几个问题放在一起看。
住房问题，会影响贫困。
贫困，会影响教育。
教育和家庭资源，又会影响下一代的社会流动。
收入较低的人需要更长时间工作，又会影响家庭生活。
家庭规模缩小以后，老人照顾的问题又会进一步进入公共政策领域。
最终，变成一个死循环
例如一个低收入家庭：
父母收入不高 → 只能租住较小的房屋 → 子女缺少独立学习空间 → 教育资源受到影响 → 成年以后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受到影响 → 下一代继续面对住房压力。
如果这个循环长期存在，那么贫困就可能从个人问题变成代际问题。
香港政府的贫困报告也把跨代贫困、儿童贫困和低收入家庭作为长期政策议题。2018年，政府统计的儿童贫困率在政策介入后为16.8%，较前一年有所下降，但儿童贫困仍然是社会政策需要处理的问题。
那么，香港这些问题是怎么形成的？
香港有几个非常明显的结构性条件，这是未来一五计划继续改变，同时又难以改变的：
第一，土地和住房供求长期紧张。
香港本身就是高密度城市，而2018年政府也明确承认土地供应和住房供求失衡是主要民生问题。
第二，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高附加值服务业。
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行业能够产生很高的经济价值，但一个城市仍然需要大量低收入服务劳动者。
于是，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服务行业同时存在。
第三，住房成本会把收入差距进一步放大。
一个月收入差几千元，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大的数字。
但是，当房租占据大量收入以后，这个差距就会变得非常明显。
第四，家庭结构正在变化。
家庭越来越小，人口越来越老，传统家庭内部承担社会福利的能力也在变化。
于是过去可以由家庭解决的问题，逐渐需要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共同处理。
在这个高度发达的城市里面，普通人究竟怎样生活？
有人每天乘坐地铁去中环上班。
有人在餐厅、工地、街市工作。
有人排队申请公共住房。
有人住在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的劏房。
有人到了晚上还在街边经营自己的小生意。
也有人因为住房、收入、养老、教育等问题，不断压缩自己的生活空间。
这并不是说香港没有解决这些问题。
实际上，香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公共住房、社会保障、扶贫和社区服务体系，而且政府的数据也显示，公共租住房屋和现金政策确实能够降低贫困程度。例如2017年政府公布的分析指出，公共租住房屋等实物福利进一步降低了贫困率。
我们并不应地简单地问：
“香港好不好？”
而是应该继续问：
一个高度市场化、土地高度稀缺、人口高度密集的国际城市，究竟应该怎样在经济效率和普通人的生活质量之间找到平衡？
资料依据
本文中的历史数据主要采用香港政府统计处、香港政府2018年《施政报告》及相关官方贫困报告，并参考香港大学等学术研究以及个人媒体和官方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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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2019施政报告》这一篇发布在十月份，当时黑暴还未完全结束
